[摘要] 2014年作为三中全会改革深化的起点，中国经济将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权衡，因此财政扩张的幅度以及社融总量上的刺激力度会有所放缓，边际较今年将有所趋紧。长江证券预计2014年GDP增速为7.4%，新增信贷9.7万亿……
2014年货币政策将前紧后松 利率上半年或再创高点
(来源:新华网)2014年作为三中全会改革深化的起点，中国经济将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权衡，因此财政扩张的幅度以及社融总量上的刺激力度会有所放缓，边际较今年将有所趋紧。长江证券预计2014年GDP增速为7.4%，新增信贷9.7万亿，社融18万亿，M2增速13%。调结构+利率市场化导致货币环境长期趋紧， 2014年货币政策将前紧后松，利率或将在上半年再创高点。
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生态环境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变革的源头来自银行的服务被全面替代。非银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的联合分别从信息、渠道、产品三方面对银行的信用中介、支付中介及金融服务三大职能形成持续冲击。银行结算及衍生的存贷业务地位难以取代，但将逐渐让给其原来占用的部分社会资源，直接融资市场的蓬勃发展将显著提升定价及资管的地位。中国金融业未来将是结算、定价、资管三分天下的时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其实很清晰：不能继续依赖通道的价值，而要主动创造价值。零售or 投行，是中国银行业二种现实模式选择，最终目的都是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日前传出国务院办公厅107号文件，可能是监管层对影子银行、表外创新、互联网创新等多通道的集中监管纲领性政策。未来可能立足国务院层面，同时协调一行三会、发改委、金融办等多部门进一步出台相关细则。政策的延续性将是2014年1季度最值得关注点。近期可能为银监会9号文的实际出台做铺垫。
上周房地产集合信托成立规模41.97 亿元，较前一周的15.8亿元，环比上涨165.63%；成立规模占比为29.41%，较前一周明显回暖。银监会9号文可能将于近期下发，通道业务前景继续看淡。信托行业竞争力的核心在于风险承担的意愿，其次是其风险控制能力。
对于2014年行业盈利预测为10%，意味着进入2014年后，大部分银行的估值水平14年1倍PB以下。目前市场对于2014年银行的盈利增长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9号文已有一定的预期。1月份将是一个预期修正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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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政策应注意连贯性
(来源:参考消息网)1月6日刊登题为《中国制定太多政策目标，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一文，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文章称，2013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宣布了多项政策。
从2013年11月的三中全会宣布的数十项改革任务到一个月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主要任务，中国领导人推出众多新举措来应对本国面临的艰巨挑战。
文章称，整体来看，缺乏连贯性的风险变得突出。比如，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有一个战略重点：推动经济实现期待已久的重消费的结构再平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任务体现了这些改革的精髓，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战术重点：稳增长。鉴于战略和战术、也就是长期的改革和短期的增长需要之间可能出现的相互协调，中国决策者真的能完成他们所制定的所有目标吗？
文章认为，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规划经济发展道路时，明显倾向于更强调战略目标。
即便如此，三中全会和最近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之间新出现的紧张关系让人再度提出相互协调的问题。由消费和服务拉动的经济再平衡最初是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并得到了三中全会的认可，这种再平衡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低于从1980年到2010年所保持的10%的年均增速。
文章指出，增速放慢不一定是坏事。服务业每创造一个单位的产值，创造的就业机会要比制造业和建筑业高出30%，这意味着越来越由服务业拉动的中国经济可以通过保持7%到8%的年增长率，完成其至关重要的吸纳劳动力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快速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但是最近的工作会议没有在这种战略背景下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放慢，而是将很大一部分重点放在通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上。
自工作会议结束以来，投资者一直在讨论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像最近中国高级官员似乎暗示的那样，继续保持2013年制定的7.5%的增长目标，还是从最近宣布的消息可以看出会进一步让经济增长速度降至7%？
在2014年3月举行的人大会议上，答案将会揭晓。但是关注近期的增长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偏离了对于现在需要经济再平衡这一战略转型的强调。
文章称，事实上，工作会议制定的2014年六大经济任务中，大多数与中国的战略再平衡需要没有多大关系，只有两项与三中全会的战略议题完全相符：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要求符合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本三成上缴公共财政来资助像养老和医疗这类保障计划的目标。同样，对于市场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减少产能过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与三中全会制定的依托市场向消费社会转型的目标相一致。
文章指出，中国需要采取新的做法，这需要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框架作出三大改变。
首先，按照国际做法，中国当局在区分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时需要远比现在明确（也就是透明）。在不同的场合设定不同的议题会造成混乱和潜在的冲突。
其次，应该淡化覆盖整个经济的增长目标。这样的目标带有指令性经济的味道，这与决策者最近强调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背道而驰。
最后，有必要将稳定经济的目标和战略需要区分开来。前者应该由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处理，后者则应该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职责。
文章称，中国决策者向来强调长期战略，这让他们能够引领经济克服障碍向前发展。然而现在，在中国当局踏上一条新路来维持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他们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加强政策议题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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