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对于80后的人来说，分房是个美丽的传说。但是在2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电视剧里的剧情，恐怕每天真实生活中都是有可能发生。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对于80后的人来说，分房是个美丽的传说。但是在2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电视剧里的剧情，恐怕每天真实生活中都是有可能发生。
20年前的今天，1994年7月18号，《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城市里，一切跟房有关的话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文件。20年后的今天，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房改20年，盘点20年房改的得与失，展望下一轮住房改革的新图景。
如果您对电视剧《金婚》里分房的剧情有共鸣，那说明人家剧本写得有生活。而生活的主角，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那生活这部戏，特别是跟房子有关的情节，咱们老百姓是怎么写的呢？
安徽淮南某事业单位原职工王琳，在上世纪80年代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那是一栋结构很局促的老筒子楼。
王琳：80年代初我刚结婚，就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当时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住房面积也只有十几个平米，我女儿呢，也是在那里出生的。
与此同时，还有浙江台州的退休教师蔡小法也是一样，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2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
蔡小法：一间通的，我们边上是小孩子的床，小孩子床的边上是外婆的床，都连在一起的。
一家几代人、甚至好几家人挤在同一个屋檐下，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都曾经共用一个厨房或者卫生间，这个记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并不遥远。
年龄稍微大点的兰州人都会清楚得记得，那个年代，兰州还没有多少楼房，大多数是平房和大杂院，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曾经有无数的人在那里结婚生子，奏鸣着锅碗瓢盆交响曲。
再来看看王大姐的故事，现在已经人到中年的王大姐当年还是王小妹。那年她10岁，家里分到了一套不大的两居室的楼房，一家人也高兴的跟什么似的。但是大家带着全家细软到那一看，却发现自家的房子被别人抢先占了。虽然当时楼里也有别的空房子，但是你没钥匙啊。这时，身边的大人计上心来。
王阿姨：让我开门，房子又黑吓的我浑身发抖，越教我没有摸过越开不开，把我急了一头汗，最后好容易把门开开了，这家里的人就顺利的把东西搬到家，安置好东西，都已经晚上11点了，这是在我记忆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从那以后的很多年，稀里糊涂被人占了房子的王大姐一家，就稀里糊涂地住在了这个稀里糊涂“空降”进去的房子里。分房，就这么弄成了跟打仗一样。已经退休的淮南市某事业单位原政工科科长赵亮，当年就专管分房。他回忆说，因为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这分房，这可是门科学。
赵亮：各单位基本上都有分房领导小组，都集体研究而定，你象工会组织参与了，单位组织人参与了，一个是根据个人参加工作的时间、工龄，还有一个就是贡献。有些是职务、职称啊，单位职务啊。主要是工作年限很关键，还有根据家庭的生活状况，家庭如果确实有困难的，可以优先考虑。
从1957年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完成，我国基本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到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几十年来，作为计划经济的特殊产物，中国人已经习惯这种论资排辈等着分房的日子，直到有一天的到来。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吉林通化百货大楼的退休职工王亚茹，赶上了单位房改。王亚茹住的这套单位产权占了一半。现在，职工能够以优惠价把房屋产权全部买下，也就是这样，她有生以来次正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王亚茹：冷丁（突然）房改以后，我们觉得挺合适的，觉得挺合理的，还整的算是我们的工龄，两个人的工龄加在一起够50年才让你买，优惠一部分好像是，要是年限不够还优惠不了，那个时候觉得合适，就花了7000多块钱就把房子变成私产。
像这种“已购公房”，现在仍然是很多城市居民自己的“保障性住房”。在商品房价格高企的现状下，这种曾经的单位公房，可以说是历史留给他们最后的馈赠。
但是，住房制度改革，毕竟是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系统，最终要实现的还是住房分配货币化。从白给到花钱买，大多数人最初对于房改的态度，还是有些想不通。还是在吉林通化，1998年，是通钢职工刘锐参加工作的第六年。算算工龄，他已经可以盘算盘算，排进那个虽然长，但是总有个尾巴的等待分房的队伍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厂子的房改政策下来了。
刘锐：当时都是对这住房抱有希望，两口子都想坚持几年，坚持几年，将来就好了。后来一说房改了，房改一开始，完了，单位福利分房没了，瞬间当时感觉特别绝望，没机会了，非常苦恼。
房，不分了。买，钱从哪来？所以，当年的老百姓，次听说了现在让我们欢喜也让我们忧的住房公积金。一方面，你存多少，单位也得给你存多少，一块钱当两块钱使；另一方面，公积金贷款难申请、有的地方公积金居然还闹钱荒，这着实让人头疼。
不过，在福利分房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很多人并不为这事发愁。确实，甭管是住的单位公房，还是已购公房，九几年、两千年那会，几平米一间的那种鸽子笼也少了，房子怎么也都几十平米、有室有厅了。慢慢的，人们意识到，情况正在起了变化。
2001年。那时候，河北秦皇岛的企业职工曹翠兰已经住进了单位家属区，带独立卫生间和大阳台的房子。
曹翠兰：有房子住，还要买它干嘛呀，大家都是这个观点。儿女他们工作不还是有房子嘛，再说怎么都要一笔钱。这个房子公家维修什么也还方便，你要买了房子，都是自己的事了。我们单位还有人把房子退掉了，回老家有房的，不住单位的房，把单位的房，就这么还了。
如果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也够了。但是，当年能跟他们挤在一张床上凑合凑合的孩子也长大了，又有女朋友了，再要结婚了，生孩子了，难道得再走一遍几代人挤在一个屋檐下的老路吗？所以买房，还是渐渐成为了中国老百姓最重要的挂念。
2000年，北京东城区的机关干部王晨辉，看见了自家平房的院墙上，后来变得很著名的画着白圈的大大的“拆”字。不过在北京人的眼里，60岁的王大爷是幸运儿，他留在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的中心的中心。
王大爷住在离天安门只有三里多地的朝阳门南小街的平房里，已经好几辈了。2000年之前，就像电视剧“贫嘴张大民”里描写的那样，家里只要添人进口，家里的桌椅板凳、床铺被套就都得重新“倒腾”。因为房子小，进门就是床，所以他就是现实版的“王大民”。
王晨辉：我父母加上兄弟姐妹四个人，一共是六个人，我们的房子有20平米左右。一间屋半个床全都摆在屋里头，顶多有个吃饭的桌子，基本上就满了。
2000年，王晨辉遇到了电视剧里张大民后来一样的事：那就是政府拆迁。同在朝阳门街道的好多老街坊，都被迁到了当时还是农田的四环路附近。而王大爷家那栋楼，却让人艳羡地得到了原址回迁、平房户就地上楼的待遇。
现在，王大爷透过窗台上那缸龙井鱼，就能够看见满地奢侈品店的金宝街。老街坊的破28自行车靠着的橱窗里面，就是上千万一辆的金灿灿的跑车。房子的价值，自然也已经是当初10万块钱的不知道多少倍了。不过，王大爷对这些并不关心，因为这房子是自己的栖身之所了，不可能卖。不但不卖，他全家三代人还得拼命再买房，因为闺女要结婚了。
王晨辉：房子需求属于刚性需求，有钱没钱，孩子要结婚那是必须得买，我有点积蓄，孩子的爷爷、姥爷都给她资助了点。那时我们单位福利分房都结束了，已经明确告诉大伙儿，再也没有这类事情了。要让我再买房也买不起了，这真买不起了，像我这岁数，我还面临一个养老的问题，我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房价越低越好，可能吗？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吧。
我们讲述了王琳、蔡小法、王大姐、王晨辉的故事，随着时间脉络往下捋，这故事逐渐由黑白变成了彩色的。虽然说是别人的故事，但很多人会感同身受，感觉是自己的故事，没错，因为特殊的时代在每一个人身上镌刻着相同的烙印，因此“房”也成为中国百姓几代人“痛并快乐”的家庭记忆，并与无数家庭的命运与房交织，演绎着不尽的悲欢离合。
当时间的车轮转到1994年7月18日，也就是20年前的今天，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块里程碑出世了，它不仅简单地改变了人与房的关系，更推动了中国的经济乃至社会的变革，这块里程碑就是由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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