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3月12日中午12点，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案、建议提交工作全面结束。本次会议期间，贵州代表团共提交25件议案，比去年增加22件，提交304件建议，比去年增加109件。
3月12日中午12点，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建议提交工作全面结束。本次会议期间，贵州代表团共提交25件议案，比去年增加22件，提交304件建议，比去年增加109件。
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起步之年，贵州代表团的代表高度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制度供给和规范实施，提出的25件议案全部涉及立法方面，包括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资源保护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相关立法工作、加强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工作、加快网络借贷行业监管立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法》、尽快制定出台《社区矫正法》等内容。
在304件建议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深化卫生改革、保障房建设、生态补偿、民族文化保护等老话题，仍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金融支农、普惠金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宽带乡村、行贿犯罪处罚等社会新热点，也被代表们带到两会上。
“参加两会，就是要履职认真，把基层广大老百姓的话带上来，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尽一份责、出一份力。”人大代表、农工党贵州省委专职副主委黄惠玲说，为确保有价值、有代表性，一个议案、建议的成型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会议期间，黄惠玲共提交1件议案、14件建议。
“被选为人大代表是起点，但没有终点，我会尽职尽责完成人大代表的神圣使命，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出力。”人大代表、贵州省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继超说。
作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继超的本职翻译工作比较繁重，去年一年就出了8本书。但他从未忘记人大代表的使命和责任，认真走访调研，积极准备环境、教育、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建议。其中，他特别提到近几年广大乡村的人居环境发生根本变化，楼房或各种新民居出现，一个个原生形态村落整体消失。他因此建议，在有条件的乡（镇）、村修建村史记忆馆室，增强历史文化自信。
■两会连线
为了留住那一抹乡愁
——人大代表雷艳建议利用经济杠杆健全利益机制保护传统村落
“我出生在黔东南州施秉县一个苗族家庭，从小就在寨子里长大。我关注传统村落的保护，其实也是关注自己，以及和我一样远离家乡在外打拼的人们的那一抹乡愁。不要等到当乡愁无可寄托，我们才反思为什么没有留住一些东西。”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苗族歌手雷艳都会提出一个关于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建议。这次，她将关于进一步利用经济杠杆健全利益机制保护传统村落的建议带到北京。
2000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十年内减少90万个自然村，其中很多是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传统村落，据专家估计，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现存不到5000个。”雷艳说。
经过扎实的前期准备后，雷艳提出，如同中国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应该从“人”发展的角度入手，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利用经济杠杆将利益向传统村落的保护者、传承者、利用者倾斜，才有可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形成村民、政府、社会“协同共护”传统村落的新局面。
雷艳建议，尽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形式颁布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进而推动人大起草《传统村落保护法》（草案），防止传统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遭到破坏甚至消失。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公示的2555个传统村落为依据，以省为单位建立传统村落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编制保护总体规划，并将帮扶资金向传统村落保护者、传承者、利用者倾斜。同时，探索以新型城镇化辐射带动传统村落发展的新模式。
“保护者、传承者、利用者是传统村落保护中重要的三部分力量，包括政府、村民（小手工业者或三产从业者）、企业等，能否处理好他们的利益关系，将决定 传统村落保护的积极性。”雷艳因此建议，在“谁保护谁受益、不保护利受损”的原则指导下，加大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补贴力度，利用经济杠杆撬动传统村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在走访中，我时常看到传统村落里电线杂乱、房屋修缮滞后，有时为抢占水、电、柴等资源出现无序竞争，这些都是因为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
雷艳还建议，在公益性原则指导下，以市场化手段利用传统村落。“讲‘利用’而非‘开发’，是能否坚持公益性原则的重要考量，盈利但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利用更有利于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雷艳举例说，黔东南州黎平县地扪村（侗寨）与机构合作成立露天性质的“生态博物馆”，把青山、绿水、侗族建筑、耕作劳动、服饰、语言、歌曲、人生百态看做一个整体加以保护，形成活态的“历史空间”，供学者、设计师等使用，取得良好的保护效果。
目前，多位国际一线品牌设计师和世界多个国家的学者都在地扪侗寨进行过长则一年短则数周的研究，设计的国际一线产品和研究成果影响很大，保护基金也随之逐年增加。
“火灾对以木质结构为主的传统村落来说，带来的一般是毁灭性打击。”搜索近两年影响较大的传统村落“火烧连营”新闻报道，雷艳发现均没有明确信息透露相关责任人的问责结果。从主流媒体的报道看，这些火灾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管理疏漏和领导责任，火灾后的生产生活恢复、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大多面临资金短缺局面。因此，雷艳建议，以省为单位建立传统村落“火患基金”，由中央、省、市、县财政出资，增强传统村落的防火、灭火能力，定期强制性更换消防设施，确保消防演习不走过场，及时添置消防器材。如果遇到火灾，可根据需要启动紧急救助程序，为火灾后的文化抢救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严肃问责机制，促使责任人更好地履行防火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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